全宗2-27卷是柳逢春诉郭院子等率领打抢人财两空案材料，含两份诉状和甘肃第二高等检查分厅驳回起诉的两件批文，列入不起诉卷宗，大约相当于现在所谓不予立案吧。从诉状所陈述的案情和批文申明不予立案的理由，多少可以反映出上世纪二十年代天水社会法制意识的一些情况。

告状人柳逢春，天水北乡新化峪农民，时年28岁。同村有一个叫王第的人，女儿于民国10年即公元1921年嫁给庄民毕来有子（绰号毕狼爷）的儿子。过了四年，毕来有子的儿子病故，毕王氏即寡居在夫家。由于此时毕王氏只有二十出头年纪，考虑到“青年难守”，翁公毕来有子便与亲家王第商议让毕王氏“另行改醮择配”。适逢这年11月“柳逢春失配”，托了媒人倪希贤来向王第提亲。王第觉得柳逢春与自己的女儿“年龄相当，因此允诺”，说好柳逢春给王第银洋80元，先交68元。然后王第又让柳逢春请了马献瑞作媒，由一个叫毕月清的人（估计是毕家的本家亲戚）引荐，前往毕来有子家说亲。为此，柳逢春备办了酒食，也花了不少钱财。酒饭之后，毕来有子和其兄毕丑娃子都情愿让毕王氏改嫁柳逢春，“约至11月26日与翁主（即翁公毕来有子）送礼，成亲过事”。不料到迎娶之日，柳逢春发现事情有了变故。原来毕来有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大概是受人挑唆或者威胁，又将毕王氏许给了一个叫郭院子的人。郭院子先下手为强，于前一日晚上将毕王氏由毕来有子家中“扛抢而去”。据王第的诉状称：“郭院子年岁甚大，将女抢去作妻，不遂其心，逐日哭泣不止，与小民捎话，着小民为娘父者救命存活”。而据柳逢春的诉状：“王第等反寻小民家内种命不休，向小民理论，着小民要人”。这一来，柳逢春人财两空，还惹上了麻烦，不得已，只好向法庭投诉了。

但是柳逢春的诉状遭到甘肃第二高等检查分厅徐帮治检查官的驳回，理由是：“孀妇毕王氏虽系许定该民为妻，而未迎娶即被郭院子等抢去，依法应由其夫家尊亲毕来有子告诉乃论，尔无告诉权”。至于柳逢春为此所花费的钱财，徐检查官认为：“至该民是否要人抑或要钱，系属民事，本厅未便越俎。仰赴同级审判分厅民厅起诉可也”。

可能是预计到到柳逢春的诉状会被驳回，第二天，毕王氏的父亲王第又递上了第二份诉状，祈求“厅长大人电鉴作主提案讯判严追，以救女命。小民父女均感大德不忘矣”。对此，徐检查官认为“尔女改嫁郭院子如非本意，应由尔女自己出名向同级审判厅民厅起诉”。

细绎徐检查官的批示，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、孀妇的再婚选择权属于“其夫家尊亲”，如其夫家尊亲不告，则即使是被打抢而去，本人非常不情愿，生父不同意，也不算违法。夫家尊亲的权利被明显置于生父和本人意愿之前。二、在徐检查官看来，这一案件所涉及的只是民事纠纷，其中孀妇本人作为当事人的权利是被完全忽视的。违背毕王氏意愿的打抢行为，根本就没有作为刑事犯罪因素被考虑在内，其中暗含的一个观念，就是把妇女作为财产看待。“要人抑或要钱，系属民事”，人和钱被是被等量齐观的。在明知毕王氏是被打抢而去的情况下，徐检查官仍然要求王第“应由尔女自己出名向同级审判厅民厅起诉”，说明他不认为这里有任何刑事犯罪因素。

当然，这里不能排除徐检查官出于某种动机有意偏袒郭院子一方的可能。在王第和柳逢春的诉状中，都将郭称为“方匪”，有可能不是一般地贬辱对方。诉状中列名指出参与打抢毕王氏的有六七个人，打抡的时间在王、毕两家与柳逢春约定婚娶时间的前一天晚上，毕王氏被抢去后只能“逐日哭泣不止”，捎话让父亲去救，而父亲居然无能为力，只能向柳逢春“理论”，这说明郭院子很可能是横行一方的流氓恶霸，或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势力。那么，对柳、王两家的诉状，徐检查官一律采取驳回的办法，也许是出于某种故意。但无论如何，其间所透露出来的法制信息，还是有其意义的。